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3年10月26日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报告中称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 （CFP/图）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决定放开全面二孩。点击这里，阅读《“中国未来人口超不过15亿”》，了解“二孩”政策出炉内情。
全面放开二孩，并不意味着废止现行计划生育国策，只是全面放开普通二孩政策。换言之，你需要知道，如果你要生第三个孩子，按现行政策就要被罚款。除此之外，你还应知道很多跟“全面放开二孩”密切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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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邀请到八位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专家、律师，以及专司人口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人士，第一时间为你解答这些已经发生但无法回避的问题。
南方周末：全面放开二孩后，你怎么看高龄产妇孕育风险问题？
杨冬梓(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妇产科主任)：全面放开二孩之前，高龄孕妇孕育风险问题就一直存在。放开二孩的这几天，确有不少高龄、想生二孩的夫妇来医院咨询、检查。我总是劝他们不要紧张，生育本身是很自然的事情。想生二孩的高龄者较多，有的年龄已达四十岁，她们的生育率比年轻的要低，但也有个性差别。因此，这个群体需要抓紧做一个生育率方面的评估，比如检查女性的卵巢、男性的精液，等等。我接待过一位52岁的女性，她的卵巢储备几乎没有机会生育了。因此，我想提醒高龄待孕的女性，自己先要有清醒的认识，免得期待值高了，以后受挫难忍。如果生育的基础条件不太好，可尝试试管婴儿或其他辅助生育措施，要不然，再拖一拖，你的青春尾巴就没了。
据数据统计显示，高龄女性怀孕后，其妊娠期发生妊娠并发症、妊娠不良的机会较年轻者要高，比如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胎儿发育迟缓、早产甚至是畸形儿。即便这样，这些高龄者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用不着过度渲染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现有医学手段是可以帮到大部分人的，不用太紧张，但是高龄者的备孕态度要积极、不要拖延。
周子君(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风险问题。全面二孩放开之前，农村的二孩基本已生完，所以，更多的是城市育龄夫妇生二孩。他们家庭收入和保健意识较高，重视产前检查。另外，还有比如基因筛查等技术辅助，对有缺陷的疾病可通过筛查进行针对性的防控。
姚秀军(北京市卫计委工作人员)：单独二孩实施了一年多，到9月30日为止，北京市单独二孩共有53034例。适合生育年龄的妇女，已经在“单独”时期释放了一部分。根据我们的调研和预测，全面放开以后，70后高龄产妇会明显增加。对此，北京市提高了助产技术要求，加强了孕妇保健工作，妇幼处正在进行包括医护人员的培训等工作。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龄产妇确实有风险，但现在可以加强服务，提高医疗质量。从我们调查获得的数据来看，40岁以上、符合政策的人群，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大概不到10%，虽然意愿很强烈，但真正想去生二孩的不如年轻人高。调查中，有位49岁的女性，她的生育愿望强烈，但就是不去落实。
南方周末：按现行规定产假为98天，晚育者外加30天。放开二孩后，关于延长产假的呼声越来越高，是否有实现的必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有这个可能性吗？
杨冬梓：从生理性角度看，所谓的产假，是女性生育后生殖器官复原到原来的样子。在怀孕前，子宫很小，怀孕后，几公斤的胎儿装在这么大一个容器里面。生完后，子宫要恢复到原状、妈妈要恢复正常活动，其过程多数需要42天到56天，还不包括产后的营养和休息。
翟振武：我觉得应该，也是赞成的。呼吁生第二个孩子的产假应该延长。对于产妇而言，确实很辛苦，还需要照顾孩子。
南方周末：生育和教育成本过高，成为不少地方“单独二孩”阶段生育热情不高的原因。如今全国全面放开二孩，国家是否会在此方面提供相应的补助？有无这种可能性？
姚秀军：我们已经加大了对特困计划生育家庭的扶持。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觉得全面放开二孩的力度还不够，主张还权于民。政府如果是要追求提高人口的均衡发展，就要变控制为鼓励。
南方周末：已经提前怀上二孩的人，按现行政策仍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但现在已全面放开。对这一部分人群如何界定，是否还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翟振武：我觉得怀上了不是问题，关键要看孩子出生时，该法规有没有修改并获通过，具体到实施条例，是按孩子生出来了算，还是按怀上来算的，有待观察。
姚秀军：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因为国家还没有出台对此的明确规定，北京市始终强调按照国家政策办事。如果国家对此有了明文规定，北京会及时出台相应条例，告知这个群体应该怎么办。
南方周末：若选择不生二孩，独生子女家庭是否还有奖励？
翟振武：这要看新的法律如何修改。我个人觉得，今后可以停止独生子女奖励。因为当时政策规定只允许生一个，个人为此做了很大牺牲和奉献。现在政策规定可以生两个，若你还生育一个孩子，这不是政策不允许你生，是你的自愿选择。
李建新：不论是这些遗留问题，还是即将面临的新问题，都将成为阻碍生育水平回升的因素，政府应废除这些现行的、阻碍生育水平回升的规定。
南方周末：对于双独家庭孕育二胎，且双方的四个老人均在，两个年轻人供养四个老人、两个孩子，政府对此是否会有相关的扶持或帮助政策？
翟振武：养老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应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政策支持力度，提高个人收入增长幅度，而不是全部要个人承担。
李建新：我觉得政府对此关照的态度还不够积极。像这种双独家庭生两个孩子，他们还要照顾四个老人，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帮扶政策。
南方周末：全面二孩放开到政策最终落地前，还需哪几个步骤？大约需要多久？
姚秀军：首先需要修改计划生育法，经全国人大通过。待国家层面法律修订通过后，北京市也会及时修订地方性的计划生育条例，同样报请市人大通过。
翟振武：我相信政策落地的速度会很快，预计2016年年初就会走完所有程序。
南方周末：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这与全面两孩政策是否相互矛盾？是否需要修改法律？
解世丽（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和国家放开二孩，从法理上说，二者并不矛盾、并不冲突。不过，从法律的严谨性来考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确定的是国家计生政策的原则，仍有写入“全面二孩”的必要。
周子君：全面放开二孩，从理论上讲，还是属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区别于常态生育，常态生育是像印度一样，我想生多少个就生多少个。计划生育在中国应该会较长存在下去，这部法律还会适用较长时期，但表述可能有所不同。
南方周末：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样做的好处是“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上一次人口政策提出了30年的时限要求，这一次“全面二孩”是过渡性的可能性大还是长久性的？是否也会有一个时间上的预期？
翟振武：当时讲的是30年以后人口形势发生变化了，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现在人口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得出台相应的政策。我相信，全面二孩政策也会在今后一段时间是稳定的，至于时间长短，也要看人口形势变化。
周子君：生育政策是需要根据人口变化来调整的。从发展历程看，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不光发生在中国，美国也有。但这个时期人口问题是：越穷的地方越生得多，这是为什么？因为越穷的地方孩子的死亡率越高，所以要多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死亡率随之下降，生育率也就下来了。等经济再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很多人又选择不生了，因为养育成本等压力随之攀升，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尤其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
至于全面放开二孩后的生育影响，需过几年，有具体监测数据才能观察到。其实，现在已有机构在做单独二孩后的数据研究。五年后，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仍没有达到政策预期的话，生育政策估计又要调整了，即放开生育了，让想生的人多生一点。如果五年后的数据监测发现问题很严重，政府就要像德国一样鼓励生育，你生一个孩子政府补贴你多少钱。但目前，我们国家可能不会这样做。
南方周末：全面放开二孩后，是否又会出现婴儿潮，导致出现人口暴增的局面？
翟振武：数字在那儿摆着呢。现在每年出生的婴儿是1600多万。放开二孩后，估计高的年份再增长三四百万，低的时候可能一百来万。
周子君：可能性较小。也许三五年内有一个较集中的生育释放期。
姚秀军：生育数较之前肯定会有所增加。北京市2014年分娩量是25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3.5万人，目前的同期水平少于去年。其中的一个原因，按照中国习俗，2015年是羊年，老百姓都不想生羊宝宝，想在明年生一个猴宝宝。而明年是全面放开二孩的第一年，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长。
南方周末：有一种观点认为，全面放开两孩是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您认为对吗？其是否可以改变我国劳动力不足、老龄化严重的现状？
翟振武：能减缓，但是改变不了总的趋势。解决劳动力供应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的劳动力有9.3亿，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才有7.7亿，我们比人家多1.6亿呢，但我们创造的GDP却只有人家的20%。
全面放开二孩后，对老龄化、劳动力、家庭结构、性别比等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对满足生育意愿群体，也有正向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全面放开二孩，不能全面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最多只是缓解，为我们GDP转变赢得更多一点的时间。
侯东民（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单纯以人口抚养系数渲染老龄化问题在近年愈演愈烈，并且已造成国内主流研究与舆论对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形成“集体失忆”。简单地copy国外老龄化问题，一个超级人口大国瞬间转头忘记自己最基本的国情是很可悲的。
南方周末：目前我国现有的医疗资源、幼儿教育等公共资源能否应对全面放开二孩后所带来的变化？是否会出现价格波动，应如何调整？
翟振武：全国增加了约四分之一的出生量，就局部地区而言压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大城市。其价格波动一定存在，因此，要做好预案，对未来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具体来说，政府从现在开始，要提前考虑幼儿园、妇幼医院等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问题。
周子君：现在医疗资源紧张，尤其是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更为明显，但这不仅仅是因为放开二胎才会出现的问题。一直以来，大量年轻人口在城市集中，以北京为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读书、结婚、生孩子大部分都在北京，产科床位就会格外紧张。
此时，政府至少可以做一做测算，比如新政以后，短期三五年内，有多少对育龄夫妇是要生孩子的，以做好提前应对工作。
姚秀军：北京市已启动了相关数据测算工作。关于床位，一方面要改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简化流程。另外，也在加强如身体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另外，设法提高床位的周转率。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生孩子有个误解，把生孩子看成了生病，其实它不是病，是一个正常的、自然分娩过程，无需在医院住很长时间。
南方周末：全面放开二孩后，国产奶粉是否会迎来新的契机？应如何把握和逆袭？
周子君：理论上是一个契机，因为新生儿增加，对奶粉的需求肯定增加。现在中国人到处在买奶粉，国产奶粉企业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其实还是要看老百姓能不能信任这个产品。说白了，奶粉质量是否值得公众信任。从经济角度来讲，大部分中低收入的准备生二孩的家庭选购国产奶粉的可能性大一些，也就带来新的商机。
高慧君（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目前，国产奶粉质量还是可以的。现在，监管层面对奶粉实施了最高级别的监管，能想到的办法都实施了，可谓十二分的投入。
我同意有些专家的看法，现在我们培育小孩有奢侈品化的趋向，对小孩的抚育不计成本。其原因之一，是大家都觉得我这个孩子是输不起的，既然认为输不起，那么对产品品质就有非常的追求。
国产奶粉要重新获得消费者信任，关键点是把好原料供应的关，其次是完善产品追溯体系，强化消费者服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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