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政府文件鼓励生二胎:公务员作表率

出品|网易号自媒体《知道》

作者|周奕婷

1980年，宜昌实施“一胎”政策，普通百姓超生被结扎拆房，公职人员被开除公职，领导鼓励计生干部：“放手抓，搞过火也不追求责任。”

2016年9月，宜昌发出公开信，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生二孩，在全市形成气候。有市民对此回应，经济压力太大，有“表率”也不会生。36年过去，宜昌市育龄妇女生育欲望下降，年轻劳动力锐减，社会老龄化加剧，当地政府将何去何从？

“放手抓，搞过火也不追究责任”

秋风萧瑟，9月的宜昌已有些凉意。27岁耿红牵着儿子从西陵一路第二人民医院旁边的一家儿童培训班出来，背后“孩子学情商一年，实力领先十年”的广告牌，从高楼上垂下，强势侵入路人视野。

她耷拉着脑袋，蹙着眉头向前走着，半封闭的道路上蓝铁皮围起的施工机械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对面80年代旧房旁拆迁的挖土机的金属声此起彼伏，她完全没注意到这些，脑海里专心盘算着如何缩减这月花销，家中刚入账的1万2千元工资，还未焐热就划给了培训班。

耿红是宜昌市卫生系统一名事业编人员。儿子今年4岁，“性格却像女生”，常一个人在家倒腾芭比娃娃，自己把枕巾绑头上扮长发，腰间围着毯子作长裙，出门一定要抱个洋娃娃……她特意咨询过心理专家，但“解释牵强”。

这次她带儿子到这家儿童情商培训机构测试，结果显示儿子存在人际交往障碍等特质，她一口气为他报自信心培养等3个情商班。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她已为儿子报了绘画班、英语班和智力开发班等，每月约6千多，外加其他消费，孩子花销占到全家收入3/4，“生个孩子就是生个花钱的机器，”她再不想生二孩。

2016年9月18日，宜昌市卫计委官网挂出公开信，呼吁“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带头生二胎作为表率”，耿红和同事们茶余饭后也讨论这个事儿，每当别人问她的打算时，她都努着嘴巴，摇摇头，“养不起。”

生二孩问题对耿红已不是新鲜话题。早在2013年，中央下发文件规定“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孩”，她母亲便催促她再生个，她一口回绝。2015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家中两代又激烈争论起来，她父母的理由是“趁我们还年轻，能再帮忙带一个”，她还是觉得“经济负担太重”。这次宜昌市卫计委官挂出公开信，她也并未十分在意，“触动微乎其微。”

宜昌市发布公开信后，市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科科长陈天明对媒体表示，这样做的灵感源于1980年中央发那封被认为是确立“一胎化”的公开信，但是他强调，不同之处在于，这次只是“鼓励”不是“强制”。不过，一个非约束性一个强制性，在社会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微风细雨，后者却血雨腥风。

36年前，宜昌远安县的王香，在乡镇政府从事财务工作。她记得，政策刚出来时领导在会上再三强调，要深入贯彻“一胎”政策，并强调“乡政府所有人的工作重心都将转移到抓计划生育”，她大吃一惊，“从未上升到这个高度。”

1978年，国务院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1980年，全国正式执行“一胎”政策，那封给予宜昌“灵感”的公开信，也在这年发布。宜昌在这种大形势下，拉开计划生育大幕。

大会之后，王香记得领导鼓励大家：“放手去抓，搞过了火也不追究责任。”乡镇书记亲自挂帅，成为镇里计划生育第一负责人，再往下3-5个村组成一个片区，一个副科以上干部为主要负责人。每个村由一个乡干部包村，专门负责检查。每个村的管理者为村干部和妇女主任，每村分成十几个小组，每组派专人登记育龄妇女，统计后层层向上汇报。

王香也被催生二胎，但她不敢。那时公职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将被开除公职，她丈夫是名老师，夫妻俩都是“吃国家粮”的人，怕丢了铁饭碗。王香说，那时公职人员有亲戚违反计划生育都会遭“连坐”，被劝回家，先解决家中问题再回岗。

“连寡妇都抢着要”

几十年过去，宜昌市人口增长缓慢，到2008年至2010年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育龄妇女生育欲望也持续走低。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8，宜昌已跌至0.8。

2015年，中南财经大学组成调研组，对宜昌生育现状做调查，报告显示该市已连续 20 年生育率处于 1.0 左右，2015年降至0.72，其中城市生育率为0.69，农村为 0.74。受访对象中明确表示不要二孩的妇女占35.69%，不要二孩的占50.16%，没有想好的占14.15%。

美国人口咨询局《人口手册》（第四版）显示：“总和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夏威夷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梅森表示：“超低的生育率——总生育率在1.5或更低水平——会造成问题。”

宜昌市政府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公开信写道：“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直接后果就是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加剧、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资源短缺和城市化进程滞后，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男妇比例严重失衡。宜昌市民老李生下男孩后，看得格外金贵。2个女儿老早辍学打工，儿子却读到大专，每年学费2千多，相当于家中一年收入，日子过得很紧，但他坚信“读书才能出头”。不过，多年以后，当他为凑儿子彩礼钱四处碰壁时，才觉得“这项投资亏了”。

2010年，儿子到适婚年龄，村里的女孩数量却锐减，摇身一变成“招商银行”，“连寡妇都抢着要”。村里娶媳妇明码标价，至少要套新房，彩礼七八千，共计需30多万。以前很多超生养了几个男孩的父母，以前在村里嚣张跋扈，现在“怂了”，倾其所有给老大建好房娶上媳妇，后面再无力管了。而儿子要靠自己，在外打工一年最多存个三四万，而留在农村种田才二三万，十几年后才能娶上老婆。那时老李所在的村里已有十几个“老光棍”，最大50多岁。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推算，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一共出生了6.75亿人，这34年的平均性别比是114.7.按性别比正常值103到107推算，我们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3000万左右。在宜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性别比为108.55，直到近年才逐渐下降到105.11，进入正常水平。

老李心急如焚，儿子读完大专后并未如预料中“出人头地”，在私企一月拿三千余元薪水。老李只得比以前更卖力干活。不过，让他欣喜的是现在打零工的酬劳翻了几番，5年前70元/天，现在最高时达到200多元/天。由于近年村里年轻人数量减少，而且基本都外出打工了，乡村满目凋敝，许多祖宅废弃，田地荒芜，路上杂草丛生。村里那所能容纳300多人的小学，也因招不满生源被废弃，与几个邻村合并。而建房、打板、挖沙等体力活都得靠五六十岁的“壮年”。

与农村情况相似，因年轻劳动力下降，城市劳动成本也迅速增加。《2014年湖北省宜昌市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酒店服务员月薪平均增加150元，流水线工人增加300元，各行业薪酬涨幅都在10%上下。2015年人力市场数据显示，市场劳动力求人倍数1.08，缺口主要存在16-34岁年龄段，宜昌市年轻劳动力缺失严重。

老李拼命干活，心里还藏着另一种隐忧。他的父辈晚年都是儿子轮流照顾，儿子越多越有保障。现在情况完全不同，隔壁家老赵生了3个儿子，“以前大家都夸他有福气”，现在他病得“屎尿都在床上”，儿子都在广州打工，没人有空回来照顾，接过去也没地住，他被送到镇上养老院。

养老院是80年代当地乡镇政府为收留五保户、残疾老人、智障人士等建立的，现在因无人料理的老人越来越多，逐渐演变成养老院。每个月交600元，即可入住，包吃包住。老李所在的村约有十几个老人入住，“还能撑起来干上一天活，都不会去，被儿女都遗弃，还活个什么劲”，老李思忖着，自己只有1个儿子，也在外工作，还未买房，心中犯愁。

按照国家规定，老李现在每月向国家上缴100元，60岁以后能领75元/月，“1斤米都卖六七块，这点钱每月吃米都不够，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2007年，宜昌市有关部门对宜昌主城区62万居民进行抽样调查，对象是60周岁以上的空巢老人，结果显示，50.6%的老人生活靠退休金，靠低保的占21.7%，而子女给父母养老金的只有14.9%。

据官方统计，截至2014年底，宜昌市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803704人，占20.07%，80周岁以上的老人117543人，占人口总数的2.94%，占老年人总数的14.3%。这些年，宜昌市老龄化程度始终高于全国、湖北省平均水平，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特点，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根据预测，到2030年，宜昌市老年人口将到达顶峰131万，将会占到市总人口30%左右，与此同时，宜昌的养老机构却比较匮乏，2012年年底，宜昌市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149家，床位14630张。老年人口却已经达到了65.21万人，即约44人才拥有1个床位。

“生下来就是给社会添堵，在社会受苦”

宜昌市卫计委挂出公开信后，陈天明表示其目的“为了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生下二孩作为表率，逐渐形成生育小气候”，但是很多市民向记者表示，经济压力不缓解，即使有“表率”也不会生。中财大调查组报告也显示，宜昌市不想要二孩的原因中，50%多人选择了经济压力大，而“孩子教育费用太高”是造成经济压力的主因，比第二个原因“婚嫁成本高”高出30%的比例。

刘兰是宜昌市西陵区一位数学培训老师。记者见到她时，她刚和17岁女儿吵完架，愤怒地挂了电话，“又问要钱，现在的独生子女心里只有自己！”最近她正在为读高二的女儿办出国手续，“送到外国逼她独立”。

她女儿一直成绩平平，初中毕业进入市艺术高中，学画画专业。去年为冲刺雅思，突击绘画水平，一年花十几万，“一盒颜料就五百多元，最多只能用上半个月。”这次出国，她为女儿联系澳大利亚一所大学攻读设计专业，一年学费17万，住在一对夫妇家，每月生活费7千，三年的费用约76万人民币。

刘兰曾是西陵区一所省重点高中老师，2003年辞职单干，“在学校挣得少，还很累。”由于身体状况差，常年以药养身，她工作日休息，周末做培训，而且只带初中生，“压力没那么大”，目前她带100多名学生，课时费200-300元，一年收入二十余万，“全给女儿读书了。”

实际上，培训费重头在高中，大部分宜昌市学校在高二前将三年的课本内容全部教完，高三允许学生脱产找培训，“最贵的高三一年培训费达到15万，而高一高二的课外培训，1门课课时费达到300-500元，一年最少得两三万。刘兰掐着手指算，“如果补个三四门也得十几万，3年下来三十余万。”

与孩子高额的教育成本相比，宜昌人的收入却普遍偏低。官方统计，2015年宜昌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3610元，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0465元。2014年宜昌市场析报告显示，“大多数工种的月工资能达到2000元以上，而返乡务工人员和青年劳动者对在宜昌工作月薪的心理期望大约在2500元以上。”

刘兰透露，2003年她辞职时月工资2600多元，现在应该有5千多元，“宜昌的老师不在外办班，挣点外快，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活”。在宜昌市开了5年出租的小陈，也深感手头越来越紧，每月除了向出租车管理公司上交300元管理费，向车主缴2700元租车费，一个月只剩下3000多元，“一年比一年少”，而日常消费却越来越高，猪肉飙到19元/斤，排骨39.2元/斤，蔬菜3.5元/斤，“一个月光买菜就得花2000多元，吃菜都困难”。

“我们现在还在啃老。”去年耿红在西陵区租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把父母接到城里带孩子，“一家五口的伙食费都是二老在出”。最让她后悔的是没有早点买房，宜昌市中心房子基本已不低于8千元/平米。耿红想着孩子即将上小学，到处打听重点小学附近的房价，像西陵区试验小学、宜昌市一中附近的学区房，一栋80年代的旧房子都卖到近1万，“多数人不会卖，等着拆迁赚大头”。

沿着长江岸的伍家岗区沿江大道，只见鳞次栉比的高楼旁“高档别墅在售”“奢华享受”等广告四处飘扬。家住点军区的张女士依然记得，10年前江对面的沿江大道还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和老国企，现在已全部开发成江景房，买到1万多。

走进宜昌市区，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市政府2015年工作报告也“政绩”辉煌：“过去五年，生产总值连跨两个千亿级台阶，2015年达到3384.8亿元，是2010年的2.2倍”，报高中表示，要将西陵区进一步打造成CBD中心商务区，将伍家岗区构建成万亿元经济走廊等。

城市繁花似锦，房价物价飙升，市民却收入低，教育成本极高，这种反差让人匪夷所思。

不过，《宜昌市201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让人窥见一斑：当地财政税收收入中，房产税同比增长35%，城镇土地使用税增加34.6%，土地增值税增长18.8%，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同期分别下降15.2%和9.2%。

报告分析到，全市矿产、化工制造业等传统骨干行业企业形势低迷，而三峡集团公司、葛洲坝集团公司等当地的“税务大户”，因企业总部外迁使税收发生转移……我市工业增长后继支撑不够、消费长期低位运行、部分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比较突出。

《宜昌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同比增长最快的是房地产业42.6%，租赁和商务商业服务业97.3%，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下降58.6%。

由此可见，目前宜昌的财政主要收入为房地产投资和开发，而实体经济却一蹶不振，个人和企业对地方财政贡献为负增长，也表明他们的财富不增反减，生活压力不断增加，教育成本锐增，生二胎意愿变更低。

同时，宜昌与其他中部城市还有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外来人口很多。目前，由于我国中部城市欠发达，很多劳动力向沿海城市外流，如湖南湖北等中部省，除省会城外，所有城市常住人口都低于户籍人口，而宜昌却是个意外。据官方统计，2008年到2014年，宜昌市的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都多。到2015年年末，宜昌市常住人口为411.50万人，户籍人口为398.18万人，多出13.32万人。

这些外来人口主要包含两类人群，一是从70年代初开始，为建设设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十几万外来职工来到宜昌搞建设，即都为葛洲坝工程局职工。据统计，这些职工和家属共计约14万人，其中部分完成工程后回家乡，而大部分则留在了宜昌。为此，宜昌市政府特意将西陵区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专门划拨给这些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外来职工，建设自己的社区和医院等。

二是由于宜昌地处长江江岸，依山傍水，气候宜人，自古有“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的美誉，生活节奏慢，交通发达，现代化程度高，非常适合居住。记者在走访中接触到很多来自北京等大城市来此居住的人。而以上这两类外来居民，相比而言，物质条件都比当地居民好，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当地物价和房价水平，对当地市民的生育意愿有一定影响。

面对如此低的生育率，宜昌公开信也提出鼓励措施，“开展二孩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进一步延长产假，建立免费婚检、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假期制度等”，但并未出台相应落实措施。

中财大的调研报告分析：如果公共服务不先行、不到位，即使生育政策放开，很多家庭也不敢轻易生育二胎，“生下来就是给社会添堵、然后在社会受苦，”并提出建议，建立二孩抚育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健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提高 5%-10%左右财政支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