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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7年前 (2018-02-11)来源：怀孕期阅读量: 140
“有这样一个调侃说来很有意思：民国文化人除了不能搞政治其他都可以，新中国文化人除了搞政治，其他都不可以。所以民国文化人里出这么多大师，新中国文化人里出郭沫若这样的大官。
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师泛滥的时代。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自欺欺人地活、混混沌沌地死。”
——题记
释正义最新曝光了释永信与女子通奸的公安笔录。据笔录中内容，释永信以帮忙搞定佛像模具并让他过上好生活为由诱导女子"跟了他"，前后在香港、深圳、郑州等地发生性关系一二十次并致其怀孕。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4年10月8日，释永信现身英国伦敦唐人街。
一直在国内舆论中备受争议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最近又因被人“爆料”财务问题和个人生活问题而站在了风口浪尖。一些海外媒体也没放过这样的名人轶事，而采访过释永信的外媒又是怎样看他的呢？
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的一篇文章称，一个化名“释正义”的内部“揭发者”披露，释永信的生活问题多多，曾被寺院开除僧籍，曾与尼姑发生不正当关系，还有一位私生女。
文章称，对中国武侠小说的铁杆粉丝们而言，“方丈拥有情妇还有私生子”这样的故事已是再熟悉不过。在金庸1963年出版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主人公之一虚竹就是少林寺方丈玄慈的私生子。
1997版《天龙八部》剧照
有关释永信个人生活问题的传言，这已远非第一次。西班牙报纸El Periodico曾在2013年7月报道称，释永信有一名情妇在北京上大学，有一个儿子在德国生活，而他在海外银行的账户中还有300万美元的存款。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还曾出现过他在欧洲拥有多处别墅的消息。
2010年5月，一则广为流传的消息称，多名记者目击释永信在警方一次“扫黄”活动中被带走，原因是他刚好去见了几位卖淫女。
很多中国人认为，身为一个和尚，释永信的生活方式太过奢华。释永信开豪车，用iPad，甚至还有最新款的iPhone 6 Plus。
释永信和他推广的少林品牌经常成为人们在网上攻击的目标。2009年，少林寺网站两度被黑，其中一次，一封以释永信名义发出的伪造的道歉信列出了他被外界宣称的几大“罪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释永信在政治上很精明，而对待（外国）媒体也很友好。他经常被见到手里拿着iPhone自助出行，并与外国首脑和商界巨人会面——从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到苹果公司CEO库克，不胜枚举。
不过这些年来，不讨人喜欢的新闻一直尾随着释永信——从当地官员赠送的豪车和价值2.5万美元的法衣的报道，再到招妓和包养情妇的传言。而他专注于推广少林品牌的做法，也引来了最激烈的批评。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在他的领导下，少林寺已变为一个主要的功夫品牌，但其积极的“重商主义”却与少林寺的佛教根基相左。
由于将少林品牌出租给电影剧组、电视真人秀节目和电脑游戏，释永信已被媒体戴上了“CEO和尚”的帽子。对被贴上这样的标签，50岁的释永信在今年提交给全国人大的提案中说，把出家人称作CEO或是总经理，这非常不合适。
2011年《新少林寺》海报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称，释永信将少林寺过度商业化的做法颇受争议。他靠推广功夫秀来赚钱，并让少林寺向全球扩张。
目前，少林寺已在海外建有超过40处文化中心，分支机构登陆美国、英国和德国，而释永信也成为2010年成立于维也纳的少林欧洲联合会的主席。
少林寺在国外拥有的商业项目包括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项价值2.97亿美元的开发计划。按计划，少林寺将在该州建一处配有功夫学院和高尔夫球场、拥有500张床位的综合型酒店。
在今年早些时候于澳大利亚签下一张300万美元的支票，用于支付建立少林分支机构的部分款项后，释永信曾为自己辩护：“中国人可以引进迪士尼，为什么国外就不能引进少林寺？文化走出去是件很体面的事。”
拥有MBA学历的释永信显然很有商业头脑。《新闻周刊》曾刊文称，自1999年接手少林寺以来，释永信已经把少林寺打造成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品牌。
基辛格和普京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访问少林寺，而在2009年造访这处中国功夫发源地的NBA明星大鲨鱼奥尼尔甚至在他的博客中写道：“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来到少林寺却让我流了泪。佛祖保佑。”
2001年《少林足球》剧照
《新闻周刊》的评论称，释永信同时跨立于中国很多一分为二的范畴的两个方面——神圣与世俗，现代与古代，党和人民。站在中国对商业和宗教同时进行管控的这个交叉点上，他却成了在当代中国获得成功的一个人物典范。
在少林修习武术的美国人也能感受到这里的变化。2012年时，来自拉斯维加斯的妮基·斯莱嘉(Niki Sligar)已在少林寺接受了七年的训练。
她说：“来这里的外国人想要相信那些梦幻传奇，但每个角落都有人向你兜售念珠。这里很商业化，而且一天胜似一天。”
其他人也感受到，少林寺可能正在向世俗化偏斜。美国纽约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中国佛教研究专家加雷斯·费舍尔(Gareth Fisher)说：“（对中国来说，）少林是骄傲的来源，但它不是宗教顿悟的来源。”
不过在《新闻周刊》当时看来，这位方丈可能是唯一一位在英文报道中受到的待遇好过中文报道的中国非异见人士。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称，在那些公开指责他的人看来，释永信的动机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充斥的物质主义，令人悲哀；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对财富的追逐在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领域留下了一片真空地带。
对于在海外设点进行的“文化活动”，释永信曾表示，它们在财务上只能勉强打个平手。他在2011年时说，少林寺的收入大多来自门票。少林寺留下其中的30%，剩余70%则上缴当地政府。
为了阻止人们用其名称推广与佛教戒律不符的概念，少林寺在全球各地注册了商标。不过，这场战斗的主战场却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显薄弱的中国。创建于1988年的河南少林寺产业开发总公司是中国第一个实名注册商标的宗教团体。
在中国，从制造软饮料到筷子，从生产电气机械到巴士汽车，很多公司都曾盗用少林的名称，甚至连酒厂和猪肉香肠的生产商也不放过少林的招牌——而事实上，禅宗严格禁止喝酒吃肉。
2011年，面对海量侵权案件和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无力，似乎不值得耗费精力去找每个侵权者理论。但释永信很乐观，认为事情终将向好的方向发展。
“若付诸司法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就会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结果却不一定事逐人愿，”他说。“中国人将来一旦与西方人一样，有很强的法制观念，侵权行为自然就会停止。”
听到这里，与释永信共进午餐的《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震惊于这段话与那些典型的中国首席执行官说出的话是有多么相似。
吉密欧写道：“起誓不伤害生灵的佛家弟子天天舞刀弄剑，练习用铁拳击碎天灵盖，同样显得很具说服力。对于释永信来说，暂时的利益交换——包括商业运作——似乎仅仅只是悟道路上的必然分化而已。”
1982年《少林寺》剧照
2014年10月，释永信曾在造访伦敦期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总监李文的采访。李文在事后写到，无论从任何人的标准看，释永信都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和尚，而少林寺也更像是个公司而不是一家佛教寺院。
他写到，近年来释永信主导了这家拥有1,500年历史的寺庙的现代化进程，他周游各国推广少林，是首位获得MBA学位的中国和尚，并以此助力少林的推广。当然，他也在同时惹出争议，很多中国人批评他把以武僧闻名的少林寺“商业化”。
当李文就有关个人生活方面的传言提问释永信时，释永信的回答非常沉着。释永信表示，如果这些事是问题，那它们早就成了问题。当再被问到会否将所有这些说法描述为纯粹的谣言时，释永信只是简单的重复上述回答。
李文表示，在那次采访中，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位有着强烈宗教信仰和智慧的“常规的”宗教领袖进行谈话。他说，在被提问后，释永信的回答方式和语言更像是一位政客或是政府官员。李文认为，把释永信描述为少林寺的CEO而不是方丈，更为确切。
这位被中国媒体质疑、被中国网民攻击的少林寺方丈曾表示，不大喜欢接受媒体采访，因为他们很烦，总提一些无聊的问题。在被采访时，释永信更愿意讨论佛教：“功夫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平。学了功夫后，（你知道）它是关于防御的。首先是防御，然后才是进攻。”
不过，再次陷入舆论漩涡中的释永信，不知道会如何防御和进攻。
本文来源：最天下
作者：曾宇
欢迎来到本届“大师称谓”拍卖会现场，今天我们要出售的是“气功大师”和“佛学大师”这个两个名号，其前拥有者分别是原江西省名人王林和河南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今王林深陷谋杀案件，释永信缠于桃色风波，故组织决定回收其大师称谓，并进行拍卖。
后续相关包装，会由组织联合各路媒体精心量身打造，保证让“大师”名号家喻户晓，做到实不至名也归！
拍卖条件有三：一、权势；二、人脉；三、厚黑。
气功大师起拍价：王林的朋友圈！
佛学大师起拍价：释永信的官职！
好的，下面拍卖正式开始！
我们生活在一个诡异的、抛售“大师”称号的时代。仿佛有一个无形的拍卖场以如今的所谓普世价值在出售着那些“大师”的称谓，随着洗脑般的吹捧与夸大，当代人仿佛获得了心理安慰一般，享受着这“大师”环绕的错觉。今天一个“王大师”倒下，必然还会有千千万万的“王大师”站起来，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名单之长足以拍出一部《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大师”》！
这些精心包装的“大师”们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大湿。大师难当，大湿就太简单了！
这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各类文化名人辈出，而且大都是一夜成名，打东边来了个余秋雨，打西边来了个易中天，紧接其后又火了于丹，还有更多砖家们在虎视眈眈。我们的文化偶像无非就是媒体造星的结果。可是为什么要造星，因为当代中国再无启明之星了。
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
为什么我们的时代大湿横行？
这两者其实就是一码事。当代社会的大湿是权力中心化的产物，圈子广、人脉深、扯得上政治、讲得了厚黑，搞得定大众，唬得了“精英”，想捧谁上神坛也就分分钟的事情。当代国人对大师有一种由衷的期盼，这种期盼本质上与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和奖牌崇拜并没有多少差别。
而这种无差别导致的就是大湿们都是弄权大湿、搞钱大湿。倒台的王林曾扬言说，“我王林想搞什么项目都搞得来”，无非手里有特权，这王府豪宅又从哪里来，无非手上会搞钱，当代大湿们左右逢源，深谙政治社会的厚黑学，自然能混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有这样一个调侃说来很有意思：民国文化人除了不能搞政治其他都可以，新中国文化人除了搞政治，其他都不可以。所以民国文化人里出这么多大师，新中国文化人里出郭沫若这样的大官。
真正的大师，真的大师如牛顿、康德、孔子、老子、胡适、李四光等等等等，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大师，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他们具有人的最高品质——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信念——这种品质比物质力量更具有威力。可在当下中国，非功利地全身心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太少了。
有学者曾指出，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追求所谓“我是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砸碎一切贞节牌坊，以无耻告别羞耻，在精神上自甘堕落——丧失人格，出卖原则、逐利投机、嘲笑善良、亵渎神圣、蔑视理想甚至成为“有知识的恶棍”，其贪婪程度已近疯狂。他们把科学（学术）和艺术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婢女。
更有所谓的厚黑文化，以反道德的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为人处世、包装自己。一本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场腐败的“厚黑学”却被当代国人奉为成功之道的经典而风靡于世。世风厚黑如此，又怎是蕴育大师的土壤。这些中国专制文化或官本位文化的异形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实利主义——蔑视道德原则、是非真理和美好理念。国人的精神缺失仿佛一个死循环。因缺失而呼唤，呼唤来的却不是拯救而是诈骗。大师诚然能带来真正的精神产品，可大师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这样贫瘠的土地上，只能造出大湿，而不能产出大师。
那么，是谁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缺失？
国人习惯将一切坏事的源头归到体制头上，体制月月膝盖中箭，年年站着躺枪，不过它也不冤，谁让人人都活在体制内，被束缚，被压制，有事不怪它怪谁！
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高琨，华人，出生于上海，在英国学习，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多年校长。高琨获奖，各地争相祝贺：
上海说：高琨是在上海出生的，
台湾说：他被聘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香港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多年校长，
都想沾一点诺贝尔奖的“灵气”。
但令人十分尴尬的是，高琨没有在大陆求学的经历。这究竟是为什么？学生负担越来越重，乱收费现象越演越烈，教育腐败发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的教育怎么了？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大、中、小学校园中蔚然成风。权钱交易、买卖文凭毒害了学生的灵魂，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自主性，也摧残了学生的灵气和创造性。
于是我们不禁再次想到民国，民国教育体制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教授治校而不是政府治校的办学政策，使得教授们有充分的自由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屈从于当权者的愚民政策和淫威欺压。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由于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态度而辞职，他说，自己绝对不能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一旦如此，以后稍微有点破例，就要呈请教育部，作为痛恶官僚的人，怎么甘心仰官僚们的鼻息呢！或许，正是这样高度的教育自由，大学才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也才会有当记者的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做北大教授的奇迹，才会有坚定的保皇党人辜鸿铭做北大教授的传奇。
而当下的教育却成为了驯化的工具，甚至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是在官场，而不是在高校！
面对教育的资本化和被权力扭曲了的教育潜规则，我们谈何精神独立，谈何思想自由，更别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美好品德！又有谁来真正求知识做学问呢？又怎么能出大师呢？如果要出的话，绝不是科技、教育和人文大师，而只能是充斥在商贾政客和学阀中的权谋大师。 而钱学森的著名之问却成了一个无解之题！这不能不说是当下的悲哀！
茨威格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
我们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结束在时代的沧海桑田里，结束在安乐的自我满足中，结束在畸形的普世价值上，然后我们面临的是漫长而又喧嚣的无边黑暗。
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师泛滥的时代。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自欺欺人地活、混混沌沌地死。
本文来源：江苏科技报
作者：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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