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n In Observer】放开单独二胎,女性会受到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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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单独二胎，女性会受到哪些影响？

|作者：微博@女权公社

3月15日，李克强总理记者会上称单独二孩政策正在推进，虽未明确提到是否已有具体时间表，但仍表明了这一政策变化趋势的到来。这一变化将对女性造成哪些影响呢？女创整理了一些报道及观点，作为参考。

1、不生育女性的意愿被舆论边缘化
当“单独二胎”政策降临，描述不生二胎的理由时，“不敢生”、“生育成本高”之类的说法被强调，背后的假设仍然是：大家都想生，多生是好事，只是一部分人没条件消受，只要政策允许，生育不需要理由，不生育才需要理由。

什么时候才能抛弃种种有时候被包装得很体贴的“多子多福”观，直面那些拒绝生育或多生的家庭和人士，特别是妇女的体验？妇女教育程度越高，普遍生育子女数量越少，从妇女发展的角度看，少生不生至少不是显而易见的坏事和错事。

计划生育和生育，需要更多元的讨论，多元的前提，是不同观点都被允许正当表达，以及既有的狭隘思维框架的破除。只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生育，是把人特别是妇女当工具，从家庭利益看生育，可能盲视于利益落到哪些家庭成员，强制让人屈从却失去改变观念的机会。子宫谁作主？在强制计划生育松动的时候，这仍然是个问题，之所以为问题，或许是因为，它被托付了太多迷思，以致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了。
（吕频《放开“单独二胎”，生育仍多迷思》，来源：网易女人）

2、“单独两孩”政策再次引发女性就业歧视
“在职场上，女性要付出超过男性的努力，才可能换来相对平等的职场地位。‘单独两孩’政策出来之后，很多女性又面临着来自老公、家人的多重‘逼生’压力，很可能影响到职场前途。”白领刘女士说。

有受访人士表示，“两孩”政策放开之初，多年积压的生育意愿或将在几年内集中释放，对于企业来说“生育风险”更高。“对于女员工，公司既要给很长时间的产假，又要交各种保险，还要找人顶替她们的工作，这对公司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硬成本。”人力资源主管王女士说。

王女士告诉记者，“两孩政策不仅显示了女性在职场上的弱势，也凸显了男性员工的优势。”对于公司来说，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压力更大，这将直接转化为男性员工的工作动力和生产力，“当然更值得重用。”

“生育是社会责任，不能由女性独自承担，更不能使她们因这一无法替代的贡献而堕入弱势群体。就业性别歧视影响民生与社会稳定，伤及社会公平，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和警惕。”李斌说。

有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没有出台专门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法，相关的立法主要是《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和《就业促进法》等行政法规，但法律体系存在缺陷，并没有具体可行的实施机制，也就不能真正起到反就业歧视的作用。

有专家指出，就业的性别歧视实际上反映了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女性生育成本非社会化的矛盾。“国家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生育保障体系，通过实现生育保险的全覆盖，保障用人单位在招用女性上的利益平衡。政府应该采取配套措施，比如通过减少税收、资金倾斜等手段激励雇主聘用女性，约束、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得到保护。”李斌说。
（《“两孩”政策好，当“两孩”妈妈难？“单独两孩”政策再次引发女性就业歧视》来源：新华网）

3、“重男轻女”可能重新抬头
“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通过周围环境推知如果生出的是儿子，她以后就完了。”“我见过没这么激烈闹，但有弟弟后整个人变忧郁的孩子。”这类评论未必适用于此具体事件中的家庭，却说出了计划生育政策松动后家庭内部性别歧视重新抬头的隐忧。

“生男生女都一样”，一胎家庭的这种观念转变，未必是强力宣传的结果，而是对计划生育强制性安排的接受和顺应，是因境遇而改变态度。当家中只能有一个独生女，将爱和教育全部投资于她，是父母唯一和明智的选择，因此很多独生女得到了比上一代女性更好的发展机会，成长中对性别歧视的感受不强。这一代的幸运和她们因此展现出来的优秀和自信，虽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却是政策在客观上的副产品，由此带来的潜在社会变化是广泛的。

然而计划生育并未真正终结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家庭中性别歧视的故事从未断绝。放开“单独二胎”的目的是使人口更可持续，却仍然不是社会方案，如何避免可能随之重新抬头的性别歧视，似乎并没有被决策者当做问题，虽然这关系到无数母亲和女儿的切身利益。

重男轻女并非私人问题，而是在社会和家庭间流通的观念，在多面的生活实践中，在市场与社会的运作中，歧视会被不断再生产，并带来可见的经济与发展后果，因此有“投资于女性是聪明的经济学”的说法，提醒人们注意到此。而且，歧视也并非如传说中那样是较低社会阶层的专利，家庭和父母歧视与否的原因太多，但可以肯定一点，没有人能免受环境影响，因此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是一个具有公共价值的治理议题。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放开“单独二胎”所获得的“喜大普奔”效应就会打折扣，令人担心女性独生红利时代的终结，而这个时代还来不及过渡到性别平等成为稳定常态。
（吕频《多子女家庭如何教养又成新问题“重男轻女”有重新抬头的隐忧》来源：新京报）

4、女性生育从国家控制转为家庭控制
要求取消计划生育的人士说：国家无权限制生育，应该把生育权还给公民个人。

这听起来完全正确。但问题是，“个人”不是抽象同质的，每个人的权利行使程度会因其身份和权力地位不同。有必要追问，如果国家真的放回生育权，那这种权力会实际由谁来掌握。这是关系到妇女福祉的严重问题——是丈夫/男人、公婆、父母还是妇女自己，有没有可能结果是，决定生育的权力从国家父权转移到家庭父权，妇女从被强制不生育变成被强制生育？

生育必须基于妇女的子宫，所以生育权的终极只能在妇女个人，婚内生育应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但最终的决定权只能属于妇女，否则就意味着他人对妇女的身体强制，这是侵权行为。但是，妇女有为丈夫、为家庭生育/传宗接代的义务，这仍然是一种公然的文化。要树立取消计划生育主张的妇女人权合法性，应该先意识到，取消计划生育不能在实践中等于将生育控制权从国家下放给父权家庭，而这正是许多年轻妇女特别担心的。

性别不平等让生育意味着妇女的巨大代价，这是一些人害怕放开计划生育后被强迫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务劳动仍然普遍由妇女主要承担，照顾劳动中的男性缺席尤其严重；大量劳工阶层妇女不享有生育保障，对她们来说生育就意味着失业，在白领职场中生育歧视也是司空见惯、基本不受制约；雇主对母亲很少关怀，公共托幼服务资源奇缺，为履行母职，无论是放弃工作还是减少工作投入，对妇女来说都是发展的损失。

若要取消计划生育真正成为妇女的福利，就需要考虑配套性的政策，给妇女广泛的生育支持。否则，在不愿生、不敢生、不得不生之间，妇女仍然不能实现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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