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计划生育工作真相(一)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许多事实证明，人类的记忆往往并不那么可靠，人类其实是一种非常健忘的生物，哪怕是刚刚发生过的，亿万人曾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也不例外，因此人类经常会重复地去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同样的错误。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再加上种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有人故意把水趟浑的话，在经过长期强大的反复宣传及暗示的情况下，更是这样。有人以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自己亲眼见到的总不会有错吧？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也不一定。例如千百年来，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边落下，因此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及其其它一切星球都是围绕着地球运转的，谁如果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在主张异端邪说。当然，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但纠正这个错误却并不容易，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并且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确认识毛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需要经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人们的印象中，毛泽东好像是不主张计划生育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市饲料公司技术员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就是其中的典型。这篇文章的标题确实雷人，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在作者看来，实行计划生育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既不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也不必考虑相关条件是否成熟，只需轻轻喊上几句口号就可以实现的，所以对马寅初一个人的批判，就导致了错误增加三亿人口的严重后果。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为国内外许多报刊所转载和引用，成为社会中广泛流传的名言并影响至今。当时我本人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思辨能力的高中学生，也曾经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因为事实似乎非常明显，毛时代的中国人口确实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很大，大大超出了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样一种思维，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不过，如果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也采取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判断，则未免显得过于草率、过于肤浅、过于片面、过于武断，过于荒唐，也过于不负责任了。由此而推导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很难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作者朱相远自己后来承认，文章发表后，质疑的声音就一直不断。然而，所有这些质疑的声音，并没有能够影响该作者修正其观点，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报》再次发表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十一亿位国民出生前夕》。这位作者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其实作为我个人，我倒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朱相远先生的观点能够成为现实，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控制人口增长将变得极为简单，就像拧自来水的开关一样，想要人口增长的时候，就把自来水开关打开，不希望人口增长的时候，就把自来水的开关关上，人口增长速度快了，就把自来水的开关拧小，人口增长速度慢了，就把自来水的开关拧大，哪里还需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付出及其惨痛的代价，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和谐呢？可惜的是，愿望毕竟只是愿望，虽然比较美好，但它终究不是现实，人口增长自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不是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人口生产方面的复杂机理，不知道怎样去科学合理地应对复杂的人口形势。比如，我们在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之后，在尚没有完全富裕的情况下，却突然遭遇了严重的人口老化危机，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甚至一百多年的人口老化过程，一方面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不孕不育症患者急剧增多，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百分之一攀升到目前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对上述这些问题，不知朱相远先生有何应对之策？

.这到底是为什么？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即毛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人口发展的艰难历程，只有了解了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人口发展情况，我们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毛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世界各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过程，先后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几个阶段。据考古证实，大约在二三百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我们知道，原始人类是没有计划生育之类的概念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就代表了全部的生产力，人口的多少、体质的强弱决定了氏族或部落的兴衰，因而原始人类最为期盼的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世界各地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生殖崇拜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食物极为匮乏，人类繁衍人口，期盼人丁兴旺的愿望长期不能得到实现。据学者估计，在约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晚期，中国人口可能已有一百万左右，夏禹时（大约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全国人口为一千三百五十五万，到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人口仍停留在一千三百七十一万人的规模上，一千多年的时间，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中国人口达到约六千万，此后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努力，在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一亿，达到一亿一千万。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从一亿二千万急剧增加到三亿，因而被一些清史学家赞誉为“康乾盛世”。

　　其实十八世纪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当时全世界都是这样。例如英国在十一世纪时的人口约有一百五十万，据一三七七年征收人头税的资料估计，此时的英国人口不过二百多万，一五〇〇年，增加到四百万，到一八一〇年发展到一千零五十万人，到一九〇一年更增长为四千五百二十三万人。从一五〇〇年到二〇〇〇年的五百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五十三点五倍，其中本土增长十六点二倍，远远超过了我国的人口增长。与此相适应，原来仅仅只是一种小小方言的英语，发展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语言。根据苏联人口学家拉尔乌尼斯的估计，全世界在公元初的人口是二亿三千万人，公元一千年有三亿零五百万人，一五〇〇年有四亿四千万人，一六五〇年有五亿五千万人，一八〇〇年增加到九亿五千二百万人，一八五〇年增加到十二亿四千七百万人，一九〇〇年增加到十六亿五千六百万人。可见世界各国人口都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先后起飞。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粮食生产的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进入美洲新大陆以后，伴随着对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和在世界范围的掠夺与扩张，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红薯、马铃薯等产量极高、适应性极强的农作物也渐渐向全世界扩散开来。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玉米、红薯、马铃薯等农作物先后被引入我国。玉米的适应能力极强，并且容易栽培，不论是低于海平面的盆地还是高海拔的山区都能种植，单位面积产量居谷类作物之首，春玉米又比其它春播植物成熟早，易于填补青黄不接时候的空白，因此很快成为山区农民的口粮，后来逐渐扩散到平原地区。红薯更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红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同时红薯的种植，反过来又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小麦与水稻的土地。马铃薯是一种喜冷凉的植物，能落地生根，对环境要求不高，凉爽湿润即可，非常适合寒冷的高海拔山区，产量极高，可达到谷物的二至四倍。随着这些农作物在我国的引入及渐渐推广，过去相当大部分因无法种植小米而一直保持蛮荒状态的丘陵和山地被充分利用了起来。新的农作物的引入，不仅开发出了大量过去无法耕种的荒地，并且这些新的作物还可以与原有的小麦，水稻等其它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不仅丰富了中国原有耕作制度的内容，而且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光热和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同时，混种和间隔种植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此外，这种耕作方法还有助于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农业的稳产和高产。所以有人说，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玉米、红薯、马铃薯这些农作物的功劳，而这是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引入中国的，只不过由于当时落后的交通以及信息交流的困难，再加上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大大延缓了这些新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待到康乾时期，凑巧赶上了这些新作物的普及而已。实际上，在整个满清统治时期，除了鸦片战争以后的被迫开放以外，自始至终奉行的都是闭关锁国和愚民政策，这一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不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工商业受到政府的极力遏制，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的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著增加了，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康乾盛世”。事实上，清朝的落后挨打正是在这个所谓的盛世时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国科技、经济与西方不相上下，军事上也可与西方抗衡。而经过了这个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就远远的落在了西方的后面，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了。当玉米、红薯、马铃薯这些新作物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人口再一次进入缓慢增长期。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二千万，而到一九四九新中国成立时，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人口也不过发展到五亿四千万。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一次不很完整的人口调查，从那时起，四万万同胞就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新中国建立之初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摸清人口状况，了解我国基本国情，成为开展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九五三年，全国开展了第一次普选，而选举各级人民代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准确的人口数据。普选使第一次人口普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普查结果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零一百九十四万，这个数字刷新了多年来沿用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这个估算的数字。根据普查数据，最终确定一九四九年中国人口数量为五亿四千一百六十七万。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口的一个新的发展点。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人口突然开始了爆炸式的增长，人口增长曲线突然变得比过去任何“盛世”时期都要陡峭得多，由开国时的五亿四千万迅速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九亿六千万，二十九年间增加了四亿二千万，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八。由于这一增长发生在毛时代，所以有人将其形象地称之为“毛泽东阶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次的人口增长，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是在面临西方世界严厉封锁，中国连续进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的恶劣环境下出现的，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有效地进行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如果剔除这些因素，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无疑将更加惊人。就世界范围来说，这一时期在工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同期整个世界的人口在中国的拉动下也才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由于“毛泽东阶跃”，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九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现在则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二十，预计到二〇五〇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十五点三三。当然，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中国的人口越少越好，人口越少，自己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会越多，所以中国人口的增加不仅不是毛泽东的功绩，而是毛泽东的罪责，因为毛时代的中国人口增加了，这些新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有限的资源，从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光明日报》发表的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报》再次发表该作者的文章《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十一亿位国民出生前夕》。其实，朱相远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七六年去世，总共只有二十七年的时间，即使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毛时代真的“误增”了三亿人口，那么承担抚育这些“误增”人口负担的，主要也还是毛时代。在毛时代，这些“误增”的人口从整体上说还未长大成人，按照中共中央公开信的说法就是：在他们不能干活以前，就会多用钱，多用粮，影响生活的改善。当然，这些“误增”人口影响的只是毛时代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为在毛时代要将这些“误增”人口抚养成人，“就会多用钱，多用粮”，还需要进行教育等其它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需要二十年左右才能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恰恰在这些“误增”人口由负担和包袱转化为新的经济力，从而可以加速改善生活水平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人世。经过毛时代的抚育和培养之后，这些“误增”的人口已经成为今天各行各业的骨干领军人物，是他们撑起了共和国的天空。说起来，我们更应该的是感谢毛泽东，而不是对毛泽东横加指责。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在整个毛时代，由于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新增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高，人口总抚养比持续增长，到一九八二年已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点六。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毛时代出生人口的不断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人口总抚养比持续下降，到二〇〇七年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幅度约为百分之四十，年均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翟振武教授的测算，由于实行计划生育，给我们带来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共节约抚养费约十七万亿元。这个人口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主要还是毛时代积累起来的，只不过当收获这些人口红利的时候，毛泽东已离开了人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然是前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前人不是心存感激，而是动辄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观点，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实际上，毛泽东在一生中为子孙后代做了太多的事情。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接手中国的时候，中国历经百年战患，千疮百孔、疮痍满目、国家民族贫困到了极点。一百多年来，中国遭受了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无数次的侵略和欺凌。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并没有招惹其他的国家，然而列强们却一次次地打上门来，将战争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欺凌，被逼迫着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不断的割地赔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国家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人民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解放战争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陕西、湖南、湖北各一部，台湾、海南等沿海岛屿，约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地区，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大规模的土改还未来得及全面铺开，匪患活动猖獗，水旱灾害频繁，人民饥寒交迫……不甘心自己失败命运的蒋介石，不仅席卷了一切可以带走的财富，摧毁了一切可以摧毁的设施，而且预先安排布置了大批的潜伏特务，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新解放区的基层政权尚未健全，已经建立的也还未巩固……经济方面，城乡贸易断绝，许多工厂停工，本来就不发达的铁路交通约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上海解放时，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仅够全区人民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工一个月，煤只够烧七天。一九四九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国内连续出现四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波。以上海为例，批发物价指数以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为一百，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已经达到二千零九十八，上涨了约二十倍。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想象，这个曾经是饿殍遍地、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绝大多数人口为根本不识字的文盲的“东亚病夫”，这个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以致于把煤油叫洋油，铁钉叫洋钉，火柴叫洋火，水泥叫洋灰，肥皂叫洋碱，缝衣针叫洋针，机织布叫洋布的极端贫穷落后的古老国家，居然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的严密封锁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形象的描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二十二年之后，当毛泽东告别人世的时候，中国除了拥有原子弹、氢弹、战略导弹这些尖端战略威慑力量以外，中国大地上奔跑的有驰誉世界的红旗牌高级轿车、解放牌汽车，天上飞的是自主制造的各种喷气式飞机，太空有围绕地球运转的各类人造地球卫星，海上游弋的有万吨远洋巨轮、核潜艇，工业上造出了万吨水压机，并且率先在世界上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信息技术方面，一九七五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一〇二四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八千八百二十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农业方面，建起了八万六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培育成功并推广了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良品种。以北京为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北京周边是没有一座水库的，北京人喝的几乎都是“苦井水”，解放以后，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北京在周边建起了八十四座水库。北京建造的最后一座水库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开工，一九八三年六月竣工的白河堡水库。此后迄今为止，北京再也没有建造一座水库。现在北京可以使用的水库只剩下约三十五座，首都人的生命之源现在全仰仗“大跃进”时期建造的密云水库。当前正在紧张实施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丹江口水库原来也是没有的，是在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远景规划后，才在汉江水系上建造的。丹江口水库的建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一路北上，沿途经过的水库和人工水系，全部都是毛时代建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毛时代的辉煌成就，今天想从零开始搞南水北调，无异是做梦。

　　当然，毛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远不止这些：在毛时代，我们根除了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只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匪患在中国大地从此彻底绝迹；消除了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基本消灭了麻风、霍乱、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控制了血吸虫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地方病的流行，使淋病、梅毒为代表的主要通过寻花问柳之类不良性行为传播的性病在中华大地基本绝迹；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结束了中国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历史，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成就，其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更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能；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就发表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提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这顶屈辱的帽子……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得比毛泽东还要出色，我们是不是觉得毛泽东一个人应该替我们完成掉所有的工作，然后让我们可以躺在上面坐享其成？有些人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一方面宣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却要用比神还要苛刻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这其实才是一种对毛泽东的神化。

　　我之所以认为“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样的观点毫无道理，并不仅仅是因为毛时代的成就，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符合事实，当时批判的只是马寅初的人口论而不是计划生育本身，更不等同于鼓励生育，那时一面批马寅初的人口论，一面主张节制生育。无论在马寅初遭到批判之前还是受到批判之后，中共领导人均发表有大量关于计划生育的精辟而深刻的谈话。实际上，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对人口问题有大量精辟的论述。早在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出了反对盲目生育的主张。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就说：“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设想：“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看可不可能？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在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当斯诺问到：“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的谈话中指出：“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同几个同志的谈话时表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再次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很难将它全部引述过来，从上述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到一丝一毫的忽视计划生育的表示吗？我们怎么可以将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的问题，毫无道理地完全推到毛泽东的头上？做人，总应该讲点良心吧？

　　毛泽东不是一个只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空谈家。除了上述这些精辟而独特的论述之外，毛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更是扎扎实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效果。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代表中央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刘少奇明确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一九五五年二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检讨了卫生部以前对节制生育问题的消极态度，提出了整改的意见和办法。三月一日，中央对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这是迄今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同意和提倡节制生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中央在批示中说：“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九五六年八月，卫生部《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中不仅对于党和政府支持群众避孕和节育的目的讲得更为清楚，而且进一步指出“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并规定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阐述节育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我国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一九六三年十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把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列为会议主要内容之一。一九六四年一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此后，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并在卫生部门专设办公室，配置了专职干部，部分市、地、县也设置了相应机构和人员。同年五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计划生育专业组，统一组织协调全国的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从经费上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一九六四年四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预算科目中增设“计划生育支出”一款，列在卫生部卫生事业费项目中，专款专用。一九六四年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城市不论是出生率还是自然增长率，都远远高于县及县以下地区，这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要远远优越于农村居民。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城市出生率为年平均千分之三十九点八，县为千分之三十二点三四；城市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千分之三十一点三，县为千分之二十。一九六四年之后，城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开始低于县及县以下地区，而且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当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以致落后于农村居民，它透露出来的是城市居民的人口生育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生存条件也得到了快速的改善。如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在一九五四年高达千分之五十二点七四，居全国首位，一九五七年出生率降至千分之四十六点〇，仍居全国首位，到一九六五年便降低到千分之十七点〇，退至全国最末一位。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城市出生率递减至千分之三十二点一七、千分之二十六点五九和千分之二十点八五，县出生率则高达千分之四十点二七、千分之三十九点五三和千分之三十六点七一；城市自然增长率降至千分之二十四点九〇、千分之二十点九〇和千分之十五点二六，县则高达千分之二十八点一〇、千分之二十九点七四和千分之二十七点二四。这表明，一方面，中国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城市效果极为明显，另一方面，农村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虽然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与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太大，这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要想真正取得控制人口的实效，除城市之外，还必须把农村的计划生育也普遍搞起来。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多次提出：“计划生育必须在抓城市的同时，以抓农村为重点。”六十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以城市为主，对农村主要是在城市郊区和少数人口稠密的县有所开展。进入七十年代，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教育广大群众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以晚婚、晚育、计划生育为荣的新风尚，使计划生育工作做到家喻户晓，进而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宣传实行“晚、稀、少”政策。所谓“晚、稀、少”是指：提倡晚婚，推迟头胎怀孕年龄，第二胎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严格控制多胎生育。由于把计划生育普遍推行到广大的农村，各省、直辖市的计划生育工作部门都把抓农村和基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因而出现了一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典型。在农村逐渐形成了以赤脚医生、妇女主任和“大嫂子队长”为骨干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大都培训了能做简易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国家为一大批卫生院装备了放、取宫内节育器和做人工流产术所需要的器械。各城市还组织了大批医疗小分队，下乡开展节育知识宣传、技术指导等活动。七十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收到显著效果。人口出生率从一九七〇年的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三降至一九七八年的千分之十八点二五，自然增长率由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降至千分之十二，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六点〇一降至二点九七。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更快，一九七〇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九二，一九七二年为千分之二十点一〇，一九七三年为千分之十八点〇九，一九七四年为千分之十五点〇八，一九七五年为千分之十五点二一，一九七六年为千分之十三点六四，一九八〇年更降为千分之十左右。一九八〇年，我国公布了新婚姻法，对结婚年龄的控制有所松缓，转而采取进一步限制生育子女人数的办法。由于实际结婚年龄的提前及早婚的出现，同时也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导致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的出生率均保持在千分之二十一左右的高位。此后，尽管采取了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但一九八六年的人口出生率仍高达千分之二十点七七，一九八七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〇四，一九八八年为千分之二十点七八，一九八九年为千分之二十点八三，并不比毛时代的计划生育出色。毛时代增加的几亿人口尚可以归咎为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那么八十年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该找谁去负责呢？要知道此时马寅初早已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九七九年九月，当时已经九十七岁的马寅初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后来又先后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而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技术和经济水平又远非毛时代所能比拟。对此，不知道朱相远先生又将作何解释？

　　我们已经知道，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表明，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期，比近三十年狠抓计划生育的时代下降得还要快得多，这实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毛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效果如此显著，并没有因为对马寅初的批判而放弃对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新中国的人口还是大量增加了呢？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影响人口增长变化的，除了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对群众的广泛宣传发动之外，还有居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人均预期寿命、头胎生育年龄、控制计划生育的技术手段、传统的生育观念等等许多因素，并不是少数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事情。认识一个问题，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有一个过程，更需要必要的时间，特别是对于计划生育这一关系到子孙后代千家万户民族存亡兴衰的大事，更是如此。首先，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除了丰富的人力，几乎没有其它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怎么可以在建国伊始，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决定实行计划生育？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新中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人口数据，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这就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几乎停滞不前，当然就没有控制人口的必要了；其次，多子多福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更是数千年来中国医疗条件恶劣，婴幼儿成活率极低的现实给逼出来的，要想改变这一观念，需要时间，更需要改善整个中国的医疗条件、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婴幼儿成活率，而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只有最无知、最浅薄、最幼稚的人才认为只需轻轻地喊上几句空洞的口号就能改变别人几千年、上万年形成的生育观念。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革命主要是依靠农民才取得最终的胜利的，中国农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极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得政权之际，就立即贸然要求农民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剥夺农民这一并不算过分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是绝对做不到的，是对人民的极端的不负责任。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绝不可能在人民还不理解、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就草率地采取简单野蛮粗暴的计划生育方式，比如像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该扎不扎，株连八家，该流不流，拉猪牵牛；喝药给瓶，上吊递绳这样的计划生育方式，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第三，在建国之初，当时并没有有效的控制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既不会生产避孕套，也没有可靠的口服避孕药，还不懂得结扎这一有效的避孕方式，中国拿什么去开展计划生育？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当然，人工流产比较有效，但当时会做这种手术的医院并不多，而且传统的吸宫术、钳刮术痛苦较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医生的经验来完成，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子宫穿孔、大出血等情况，危及孕妇生命。人工流产是一项创伤性的手术，即使在医学发达的今天，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损伤到妇女的子宫内膜以及其它器官，何况是在几十年前？即使手术成功，也容易为以后的生育留下隐患，造成终身不孕不育的严重后果。另外，人工流产这种方式，的确不怎么人道，不太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同时还容易给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采取这样的计划生育方式。

　　实际上，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悄然为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正式颁布施行，对结婚的最低年龄作了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这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都是提倡早婚的。比如，后周武帝规定，男子十五、女子十三，为娶嫁之期；唐朝开元年间规定，男十五、女十二以上，听婚嫁；清《通令》规定，男十六岁、女十四岁以上，可以娶嫁；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篇婚姻章，虽然在形式上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但实际上对于早婚现象，从未加以制止教育。因为婚龄降低，不仅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还可以增加劳役人员的人数，所以他们提倡早婚，甚至强制早婚。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受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早婚的恶劣习俗也熟视无睹。以许多人推崇的节制生育楷模马寅初为例，马寅初同时拥有两个妻子，养育成活了七个孩子。马寅初在与第二位妻子王仲贞结婚时，王仲贞当时年仅十三岁，属于标准的未成年幼女，而马寅初此时已有三十五周岁，比王仲贞整整大了二十二岁。马寅初还曾在美国留学十年，接受西方教育近二十年，而且娶第二个妻子时还在担任北大教授，尚且如此。由此可知早婚现象在中国社会的普遍和严重。新中国在建国之初，首先颁布施行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由于《婚姻法》的施行及其大张旗鼓的宣传，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早婚的陋习，这不仅有利于大大降低人口出生率，更体现了对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其实，毛时代中国的出生率并不高于解放前，也不高于同时代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生育率为例，一九五〇年中国为五点八一，印度五点九七；一九六五年中国六点〇八，印度六点二三；一九七二年中国四点九八，印度五点五九；一九七五年中国三点五七，印度五点三五；一九八〇年中国二点二四，印度四点九五。所以“批马寅初导致鼓励生育”的观点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毛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的太少，是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的飞速跃升造成了毛时代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如果我们一定要将现在中国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能怪他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降低得太多了，只能怪他将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得太快了。人均寿命预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标，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时代，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实现了大跃进。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中国社会飞速进步，人均预期寿命从三十五岁提高到六十五岁，而同时期的世界人圴寿命预期只从四十七岁提高到五十八岁。一九八一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六十八岁，接近于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当时的印度只有五十四岁，要知道，在印度独立的时候，人均预期寿命是四十一岁，比中国还要高。中国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比韩国短五点四岁，可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超过了当时的韩国。一九八一年以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四岁，印度增长了十岁，尽管印度在跑步追赶中国，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能够达到中国在毛泽东逝世时的水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然而在当代中国，如果还要继续沿用这样的说法，则更多表现的是幽默。以当代已经故去的最著名人物为例，邓小平及其夫人卓琳均活了九十三岁，叶剑英八十九岁，陈云九十岁，李先念八十三岁，杨尚昆九十二岁，彭真九十五岁，薄一波九十九岁，王震八十五岁，肖克一百零二岁，马寅初一百岁，巴金一百零一岁，费孝通九十五岁，季羡林九十八岁……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时代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的确是人均预期寿命飞速提高和居民生存条件得到改善的结果，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是失误、错误甚至是罪恶的话，我倒是希望这样的“失误、错误甚至是罪恶”来得更猛烈一些，更多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做人要厚道，不能没有良心，我们不能一边享受前人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给我们创造的成果，一边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去咒骂我们的前人，抱怨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在中国积贫积弱、一穷二白、任人欺凌的情况下，在一夜之间赶上并超过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好让我们毫不费力地去享受享受最发达国家的现代生活。实际上，毛泽东远远地超额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带领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昂首挺立在世界的东方；他领导中国摆脱了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被动挨打、任人欺凌的局面，以强大的姿态、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人面前；他率领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的封锁打压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我们不能一方面宣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却要用比神还要苛刻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这其实才是地地道道的神化。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本身是非常残酷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按照人们的喜好和愿望来发展。通过了解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人口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人类文明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人类同饥饿反复较量的斗争史，凡是食物充足的时期，人口数量就能得到快速增长，凡是人口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于快速下降的时期，肯定是食物严重短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实际上是饿死的，即使是在食物较为丰富的现代，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历史的阴影，我们之所以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不就是担心物质生产的增长跟不上人口数量的发展吗？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在生下来以后被活活饿死，另一个则是在没有出生之前就被人们给计划掉了，从而为已经活着的人腾出资源和空间，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我坚持认为，不论从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看，人口增长和寿命延长都是盛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最过硬的硬指标。今天，人们取得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繁荣、丰富得多的物质生活，除了科技进步的因素，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石油、煤炭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源，千万不要随意将其浪费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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