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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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天仁

回顾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热血情怀，感受学习他(她）们为国为民献身革命的坚定信仰和无私忘我的崇高精神！

　　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多数人对计划生育的印象是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其实，中国的人口政策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悄然铺开。

　　计划生育政策发端于1957年

　　中共建政之初，对中国的人口状况尚无一个基本的了解。在1949年后的几年中，连全国的人口数量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此前国民政府时期的人口数据是4.75亿，而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几次讲话中，也沿用了这个数字，称中国人口是4.7亿。

　　出于“发展生产”的动机，以及受苏联相关政策的影响，这一时期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主要思路是鼓励生育。无论城乡，在生产、生活物资的分配上都倾向于子女较多的家庭。

　　由于鼓励生育，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受到了严格的限制。1953年初，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与用具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同年，卫生部又批复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并抄送全国卫生机关和中国医药公司，重申对节育药具的制造和销售应予以登记并严加管理。在此类政策的激励和保护下，从1950年到1953年，中国大陆生育率达到37‰，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1954年11月，以1953年6月30日为标准时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大陆总人口为5.8亿。人口的高速增长，使得政府对人口形势有了新的认识，相关政策思路也开始发生改变。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说，中国老百姓“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一个大负担”。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公开讲话支持“节育”：“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1957年，毛泽东又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

　　1957年10月25日，根据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精神制定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正式公布，其中第29条规定，“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确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大方向。

　　这一时期所谓计划生育政策，重点在避孕、节育措施的宣传上，且主要是基于自愿。1953年，政务院指示卫生部对群众的节育实行帮助和指导，并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指出国家提倡避孕，但不许做大的流产手术，做节育手术要经有关部门批准。到1957年，卫生部又取消了对人工流产手术的限制。在政策宣传和器械、药物保障的基础上，50年代中后期，全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出现回落。

　　60年代，计生框架初步建立

　　1962年开始，此前受大饥荒影响的出生率大幅度回弹，1963年甚至达到43.6‰。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3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问题，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从1963年起，各省市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或名为“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陆续成立。1964年1月15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群众团体、解放军总政治部开会，会后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周恩来提名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任该委员会主任。

　　与此同时，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城市为重点逐步开展起来。上海市1957-1969年上半年，有17.5万多名育龄夫妇做了绝育手术，在全市191万育龄夫妇中占9.1%。1964年，上海市人口出生率为20.6‰，自然增长率为14.5‰，比1963年少生9.95多万人。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下，城市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有了明显下降，从1964年开始低于农村，而且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截至1966年，中国大陆的一整套计划生育系统已经初具雏形。不过，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主要在城市展开。1964年上半年以前，重点在城市，农村只有一些点。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才在部分省市农村有较大面积的开展。而当时中国农村占了全国约4/5的人口，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对全国总体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减少作用仍不太明显，1966年全国出生率为35.21‰，仍高于1957年的水平。

　　二是整体强度不大，强制性很弱。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内容仍是避孕与节育宣传，倡导“自愿节育”。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认为：60年代前期的“计划生育”，在本质上是“服务性的避孕宣传和节育指导”，类似于西方各国的家庭计划。在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还曾一再强调，要“严防乱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等错误做法。虽然周恩来的讲话中，也隐约指出了一个长远控制目标——“在20世纪内，使人口净增率降到1%以下”。

　　“连人口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自1969年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倡节育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0年，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批评了把计划生育和卫生运动放在一起的做法。他说：“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197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这一报告是中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真正起点。《报告》提出，要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在城市降低到10‰左右，在农村降低到15‰以下，并将此目标纳入“四五”规划。从此，计划生育真正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计划”生育。政府开始通过逐级下达的层层指标，严格控制人口出生。

　　要执行这样较为严格的生育控制，非有强大的执行机构不可。从1969年开始到1973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计划生育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已经陆续恢复，并不断向基层延伸。到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指出“县以上……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并要求在公社、街道配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

　　同时，全国各级政府对计划生育的资金投入也明显增加。1971年全国的计划生育投入为5971万元，且全部为各地方出资。中央从1973年开始投入，到1978年，全国计划生育投入资金17252万元，是1971年的近3倍。

　　相比60年代，此时的计划生育已向农村全面铺开，70年代全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特别明显，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01降至2.97。

　　到1978年，一套完整的计划生育机构和运作模式已经建立。当时主要有两条口号。一是“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二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

　　计划生育与人工流产

　　人工流产是计划生育绕不开的话题。尽管它可能不算是计划生育工作最核心的部分。

　　1950年发布的《机关干部妇女打胎限制办法》曾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除了个别情况且需申报批准。到了50年代中后期，围绕绝育、堕胎及人工流产等问题，社会上还进行过公开的论争，主要争论点在于“人工流产是否应合法化”。

　　人工流产逐渐成为了计划生育的常规手段之一。不过60年代的计划生育集中在城市，且强度不大，因此总体规模有限。直到70年代计划生育在全国大范围铺开后，人工流产手术数量才随之大幅提高。由于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较差，医护人员水平也有限，手术存在很大风险，1974年2月9日，卫生部发出一道《关于认真抓好节育手术质量的通知》，要求基层计生人员严格控制“中期引产”。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英雄！

毛泽东是光照千秋万代的民族之魂！

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