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研究中国计划生育问题的沉思

文/周天勇

中国经济2012年开始下行，实际上，如果没有2008年底的强刺激，从那时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就已经趋于下行。当时学者和政策界都可能认为，这是一次中国或世界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会过去的。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到了2014年中期，速度下行仍然不止。我感觉情况可能较为复杂。看了一些学者们的解释，总觉得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原因。

后来不得不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宏观的税负，金融对实业利润的分配比例，实业利润占GDP比例的下降，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比例的变化趋势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进出口中旅游教育技术等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等实际逆差和资金外逃等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三篇研究文献均已经完成其中两篇已经发表。用数据和流程说明了中国经济为什么持续下行不止。我认为，学者研究经济问题，基本的原则是，要实事求是、数据说话、搞清流程、言之有理。有的如计划生育、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动，对经济影响是很大的，研究这些问题面临着风险。但是，一个学者的责任是：把影响经济运行的真实原因、过程和后果，向决策者和每一个关心中国经济命运的读者说明白。这是做学问的道德和良知。

去年8月开始，我看了一些人口生育、自然增长率、结构，特别青年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口增长的数据，猜测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可能是人口变化所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版》2015年第9期和《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发表了“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一文。为此做准备，我与张弥教授在《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32期上发表了“自主到计划：人口生育和增长变迁——1950到2014年论纲”长文。这两篇长达6万字的论文，耗去了我9个月时间。后来，又写了一篇4000字放开生育与废除社会抚养费的政策建议，题为“经济增长：财政货币政策要与人口政策相配合”，发表在2015年8月27日《中国发展观察》上。

我这9个月的读书和研究，认识和发现了这样一些道理、因果和规律，包括中国的人口变化与经济变化的关系。

首先，马尔萨斯和马寅初当时所说的世界和中国人口一直会爆炸性增长的规律，从一个更长的时期看，是错误和不成立的。

1. 人口有其自然的发展转型规律。人口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移，从农业社会阶段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工业化初中期高和中生育率、中低死亡率和高中增长纺阶段，再到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社会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阶段转型。从发达国家，包括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等工业化和后工业社会人口的变化看，他们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或者没有采取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但是，人口最后都进入了低生育和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阶段。

2. 人口生育有经济和社会自动的调节机制。上述人口变化由自然经济向货币及市场经济转变、家庭生育和抚养的机会和付出成本、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所决定，形成从高生育向中低生育的调节机制。当然，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是决定生育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理论及政策研究的不充分，没有对风险和后果进行评估，导致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和严峻的经济社会后果。

1. 没有学习和理解反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当时国际上有大量人口增长形态转型、家庭生育和抚养机会和付出成本、妇女受教育水平对生育影响、人口流动及城市化与人口生育率相关性等方面的研究文献。但是，国内翻译和引入不多。占据主流的是马尔萨斯和马寅初根据传统经济和社会条件预测人口一直爆炸下去的学术结论，以及梅多斯俱乐部等对人口增长与世界前景的悲观观点。需要道谦的是，当时，我也是适度人口观点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拥护者。

2. 对人口变动影响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内在关系没有进行研究，也没有评估政策实施的中远期后果和风险。不对重大的政策，特别是国策进行后果和风险充分的评估，不鼓励和提倡提出不同意见，并充分听取反面意见，是中国过去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许多重大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决策不科学和不民主化，除了当时研究和智库的水平和体制外，是主因。我认为，失去的已经失去了。不应当将此问题政治化，不应当纠缠历史，也不应当去追究谁的责任。因为，从务实的方面看，这样的做法，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并不带来额外的利益。关键是，正视风险，勇于纠正，进行补救。

再次，我研究所发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因果关系、规律和趋势。

1. 人口再生产的政府计划集中决策和市场机制对人口生育的调节，双重力量叠加，导致人口下行转型过急，形成巨大的人口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陷阱。人口生育和增长的调节，有各种自然因素自动调节机制和政府集中决策和控制两种。中国在20世纪的50到70年代中，经济上实行了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在人口再生产方面，则是家庭自主决策；而在70年代末向商品和市场经济迈进，实行市场分散调节时，对人的再生产却实行了计划调节。

2. 中国在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刻失去了10到15年的高增长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由于人口急剧下降，经济增长推动力急剧下降，发展的动力急剧弱化。与日韩台进行有关数据比较，是未富先老，未老先衰。

3. 计划生育有计划而无比例。由于伦理，计划生育只能计划新出生人口的增长，而无法调节各年龄人口的比例。人口结构中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包括乘数和加速原理，影响到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而人口的老龄化，则引起一系列严峻的如国家负债恶化、工作效率下降、创新能力弱化等更加远期和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4.在人口增长变化波动较大时，20年前的人口增长变化与20年后的经济增长变动，高度正相关。因为，人口出生20年后，要进入劳动年龄，要购租住房，置办汽车、家具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等，有收入要消费，强劲推动经济增长上行；反之，则使经济增长趋于下行。通过对中国1974年到1994年人口增长变动数据与1994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竟然高度相关。如果这样一个假说是成立的，那么，更加担忧的是，中国2015年到2034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一直是一个下行和低迷的趋势。具体分析过程见“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一文。

有的研究和舆论，将经济下行的原因，或多或少地归于这一届中央和国务院的调控。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次经济下行的首要根源，是过去的计划生育造成的。2008年后强刺激支撑了3年左右经济的高增长，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与计划生育人口坑的影响不期而遇，经济下行是历史使然。新一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创新创业、结构转型、保障民生、对外开放，出台了力度很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细致和艰苦的工作。

我也分析了人口流动和对增长的影响，老龄化的高债务等问题，限于主题，这里不再进行赘述。

作为一个学者，我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未来10年中所面临的计划生育陷阱深感忧虑；对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即中华文明逐步萎缩深感忧虑；对我们经济发展暂短崛起后可能再次衰落深感忧虑。因此，我提出了全面放开生育，废除社会抚养费征收的主张。以挽救、保持和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明，不要使中国发展跌入巨大人口坑的陷阱。婴儿和结构合理的人口，是国家和我们这个民族强盛的未来和希望。也是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和发展的基础。

我不是中国发展的唱衰派。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是说没有希望。中华民族勤劳智慧，有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创业创新能力较强；有已经完善的工业、交通、科技、教育等基础；我们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我们有我们诸多的优势。中国正在寻求通过更高层次的开放，双边和多边互利共赢，扩大增长和发展的空间。关键是要切实深化改革，政府少管少收，正确和科学监管，处理好放活和规范的关系，首要的任务还是发展，让市场机制调动社会的活力和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也就是说，需要更大力度的技术产业创新、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才能扭转下行态势。（这点我已经在《北京日报》2015年7月13日“中国经济有持续健康发展的巨大潜力”一文中进行了论述，这里也不再赘述。）我祝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安全地渡过计划生育已经给我们形成的陷阱阶段，实现富裕、幸福、强盛、和平的中国发展之梦。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本文来源：周天勇9月22日发表的长微博

题图取自网络

本公号内容版权归属中国发展出版社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转载务请注明文章出处（刊物名或本公号名）及原作者。

=====中国智库 China Think Tank=====

感谢关注和传播“中国智库”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努力提供有价值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