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创作就像怀孕

蒋子龙教我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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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战士到著名作家

蒋子龙是我国新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曾经是一名农村少年，1958年成为天津锻件厂的一名工人，两年后他走进了海军184部队。当了五年兵，1965年复员又到天津重型机器厂，从工人一直做到车间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

由于特有的生活经历，蒋子龙的早期创作以工业题材著称，1979年发表的短篇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轰动中国文坛，对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都有着重大影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蒋子龙兴趣广泛，除了写作、读书，他还爱好游泳、篮球、乒乓球、二胡、手风琴，曾当过文艺演出队队长。坚持晨练是他几十年不辍的“必修课”。强身健体的成果是他身手矫健，思维敏捷，热爱生活。他最喜欢的诗句是唐代诗人王湾的名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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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小鸟飞走了

蒋子龙

幸福的童年稍纵即逝，就像一只小鸟飞向远方时，留下捉拿是一些梦幻的影子。

现在想起来，我的童年是和打架分不开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着玩着，不知为了一点什么屁大的事就动起手来，较量一番之后仍然是好朋友，仍然在一起玩耍。极少成为仇人，即使成了仇人也坚持不了一两天，又会滚到一块。

同村有个小名叫老小的，虽然跟我同岁，但个子长得矮小，相貌不够周正，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蹩犊。蹩犊自小没爹，他的寡母是个泼妇，能吵能闹，敢拉破头，护犊子更是在全村出了名。也许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过日子，不泼一点不行。家里经常叮嘱我，不得招惹蹩犊。可蹩犊是个讨人嫌的家伙，仗着有他娘护着，你不惹他，他会惹你。有一天傍晚，他要玩我的“大头狼”——一种较为凶猛的鸟。我不给他，他上前来抢，我用手一推，没使多大的劲，他却跌倒了，起来后不是跟我算账，而是哭着回家向他娘告状。他娘领着他就站到我家的门前骂街。这时候村里下地干活的人都回来了，在我家门前围了一大帮人看热闹——孩子的游戏升级为大人们的游戏，这是农村常有的娱乐项目。

我父亲是村里受人尊敬的先生，写约、立契、撰对，能说会道，却无法跟一对孤儿寡母理论，被蹩犊娘数落得脸色煞白。我惹的祸我就得冲进去给我父亲解围，我对蹩犊娘讲述事情的经过，是她儿子抢我的鸟，我不过推了他一下，又没磕着，又没碰着，跑到我们家来撒的哪门子泼……我理直气壮地讲着大道理，父亲解下黑布腰带，劈头盖脸地就抽过来了。我抱着脑袋，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爬起来就跑。跑到一个高土堆上，捡起一块砖头，大叫一声：“好人躲开！”砖头紧跟着就出手了——夏天我在坑边用砖头打死过鸟，可以说是训练有素的。再加上被父亲打急了，气坏了，那砖头就真的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蹩犊头上。他“哇”地一声捂着脑袋躺在到了地上。我一看不好，撒腿就跑，跑到13里地外的老舅家躺了三天，直到母亲让人带信说父亲消气了才敢回家。

我想起童年就觉得对不起父亲，惹的祸太多了。还惹过一次祸，是过年放鞭炮把一个外姓人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母亲曾嘲笑我是“记吃不记打”——吃了一种好东西能记得住，一有机会还要；挨了打却记不住，老伤疤未好又犯新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难得对我有笑脸，甚至我在全区会考得了第一名，也听不到父亲一句夸奖的话。父亲对我的唯一一次表扬，是看到语文课本外面包的封皮上写的“语文”两个字，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父亲说这两个字写得还不错。父亲就那么不经意地夸了我一句，我终生难忘，足够我受用一生。

我的保护神是母亲。她平时对我呵护备至，疼爱有加。我若表现好，总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点奖赏。比如割草割得多，母亲会塞给我三分钱和一张棒子面饼子，到街上去美美地吃上一大碗豆腐脑。尽管每次父亲打我，母亲从不出面阻拦，那时候想拦也是拦不住的，只会火上浇油，但我时刻感到母亲是我最强大的靠山。我14岁那年母亲病逝，我欢乐的童年就结束了。自那以后，我再没打过架，也再没挨过父亲的打——我曾渴望过他还能像以前那样打我，那说明我是个幸福快乐的孩子。他不再打我，是因为我变成一个可怜的没有娘呵护的孩子了。当一个父亲不得不同时还要承担母亲责任的时候，他就会以当母亲为主了。

童年就像一朵田野上的蒲公英，被一阵轻风吹得无影无踪。当我学会思考，开始沉默和忧伤的时候，那还不太沉稳的脚步已踏进青春的门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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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就像怀孕

关于写作，蒋子龙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作家的创作和怀孕一样，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不能说有。那些不严肃、不真诚的作家，才会“生出四肢不健全的孩子”。

蒋子龙认为，要写好文章一定要多看书。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书店。他说，走进书店就像农民走进了庄稼地，有一种想下地干活的冲动。阅读可以嫁接人生，自己的一生无论怎样曲折都是单调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还有什么是新鲜的。读书可以满足这一切。